趙林中:我眼中的中國改革名村(上)

我們都不可太自信,因為誰也無法看清自己的后背。

世界浙商網訊2020-09-02 11:18:00來源:世界浙商網作者:趙林中

  題記:我們都不可太自信,因為誰也無法看清自己的后背。

  世界浙商網訊 或許是來自農村的緣故,或許是心中那揮不去的“三農”情結,我老是萌發走一走中國“名村”的念頭,或許從中也能從企業的角度吸取點什么,借鑒點什么,反思點什么。如今,這個愿望已基本實現。 

  早些年,我到了河南的南街村;辦公室搞活動時,特意去了江蘇華西村;去年借赴山西和順縣考察之際,有意轉道鄰近的昔陽縣大寨村;今年趁春節的時間,去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安徽小崗村;5月,在參加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召開的“環渤海地區紡織產品市場拓展營銷論壇”之余,走馬看了曾經輝煌的大邱莊;6月初,專程去了趟“江南大寨”——就在我們邊上的紹興縣上旺村。 

  一路走來,一路感慨,在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時,也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我眼中的中國農村名村 

  小崗村。小崗村原來是一個很窮的小村子,戶不滿百,人口只有370多。1978年,因為帶頭搞了土地“承包”(大包干),成了農村致富的典型。 

  小崗村位于淮河中游東南,離淮河約20公里。據史料記載,小崗村及其所在地鳳陽縣,古時候比較富庶。但自從1194年黃水奪淮之后,水旱災害不斷,以致農業衰敝,民不聊生。1978年,小崗村大旱,原任老支書嚴俊昌和他的堂弟現任村長嚴宏昌,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搞起“承包”,按下18個鮮紅的手印,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從此這個小小的村子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小崗村名噪一時。 

  “承包”第一年,小崗村就收了13萬斤糧食。雖然這個數字還趕不上農業集體化時的20萬斤產量,但比起刮浮夸風和共產風時的3萬斤,已經遠遠超過了。小崗村農民首創的農業大包干,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推動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由此引發了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主要目標的體制改革和創新。 

  當我們走進小崗,看到今天的小崗算不上富裕。雖說是在春節時分,卻有些冷清。為了體驗一下小崗的生活,我們在村子里吃了一頓飯,沒有飯館,是在一農戶家吃的。盡管是春節期間,但說實話很是一般。改革開放30年了,小崗卻遠遠落在了鄰近及其他地方的后面。 

  大寨。上世紀六十年代,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惡劣環境里,歷經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辛,造出700多畝高產農田,成為中國發展山區農業的典范,由此掀起了一場長達10多年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作為毛主席親自樹起的全國農業戰線的一面大旗,那時的大寨,成為許多人心中的“圣地”。據統計,在十幾年間,海內外約有100萬人來到大寨參觀學習。 

  經過30多年的洗禮,如今的大寨早已拂去了它神秘的光環,回歸了既往的山村本色,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走得實實在在。走進大寨,可以感受到以賈進才、陳永貴為首的老一輩大寨人戰天斗地的艱辛歷程,而更多的感受是改革開放下新大寨的新面貌。大寨這個昔日的農業典范正向著市場經濟“新農村”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 

  現在的大寨已經無法想象當年的場景。虎頭山上松柏滿山,綠樹成蔭。大寨森林公園郁郁蔥蔥,山連山,嶺連嶺,綿延數公里。大寨展覽館、陳永貴墓園、周總理紀念亭、葉帥吟詩處、郭老詩魂碑,以及亭臺廊榭、水池曹渡,掩映在萬綠叢中。大寨,依然喧鬧,操著不同口音的人隨處可見,不過他們不再是取經學習的參觀團,而是來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打鐵先得本身硬”、“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的是黨支部”、“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當干部”、“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成績不說沒不了,問題不揭不得了”、“靠向上伸手,越靠人越懶,越靠志越短;靠自力更生,越干志越堅,越干路越寬” ……在大寨展覽館的墻上,陳永貴的這些樸實的話至今沒有過時。 

  大邱莊。1978年起,天津靜海縣大邱莊的領頭人禹作敏帶領村民締造了一段中國農村改革的“神話”。當年我在《讀者文摘》(現為《讀者》)雜志中讀到他,真是頓生敬佩之情。我所在諸暨市也曾組織有關部門到大邱莊學習參觀,回來后也搞了個“香港街”,意在展示一種開放。但到19938月,禹作敏走下神壇。1999103日,一代強人靜悄悄地“隕落”。  

  1978年至1993年的15年,大邱莊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一炮沖天,成為“天下第一莊”。1993年到2008年,又一個15年。這15年來,這里的人謹慎低調,不事聲張。這15年,大邱莊撤村建鎮,舊貌換新顏。在30年的改革進程中,大邱莊如同中國農村改革的試驗田,集體經濟,民營化的企業改革等無數故事在這里流傳,大邱莊猶如一個解析政治和經濟糾葛的典型案例,扮演著一個國家發展縮影的角色。  

  當年的大邱莊,至少有三樣東西讓全國其他村莊的農民艷羨不已:一個超強的經濟實力、一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和一位英明卓越的領導人。大邱莊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還要早。在舉國茫然的1976年,時任大邱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禹作敏,起用能人劉萬明,利用大隊湊起來的10萬元錢,低價從軋鋼廠買來舊部件,串成3臺軋鋼機搞冷軋,掘到“第一桶金”。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大邱莊的鋼鐵企業開始裂變和擴張,“以鋼為綱”,帶鋼、線材、管材生產線一條接一條建起來,形成了支撐大邱莊集體經濟的四大企業集團,到1992年發展到一個頂峰。  

  在大邱莊,我們走在“香港街”,看了禹作敏手書的《大邱莊變遷記》,參觀了“莊主”禹作敏的舊宅,與村民閑聊,隱約感到,假如能回到從前,普通大邱莊人仍會選擇回到那個他們生活過的衣食無憂的集體,逝去的“天下第一莊”仍是他們心中的夢想,至今仍有村民說“禹書記那陣多好”這樣的話。 

  僅讀過幾年私塾的禹作敏,言辭樸實,卻常語出驚人:“低頭向錢看,抬頭向前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來財必有才,有才財必來”……很多名噪一時的順口溜,都出自他之口。而最后他被流傳的一句話是“我是改革路上致了富,法律路上邁錯了步”,著實令人惋惜。為什么會這樣啊?! 

  南街村。河南省臨潁縣南街村,這個中原大地普通而又奇異的村莊像一幅復雜的拼貼畫。這里的人們佩帶毛主席像章,唱著《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政治掛帥”、“堅持毛澤東思想育人”、“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口號隨處可見。在這個只有1.78平方公里的村莊里,幾乎看不到金錢的交易。對村民來說,擁有金錢意義不大:從房子到電器,從水、電、氣到飲食,從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讓農民感到恐懼的疾病,也得以集體資金全額的保證。南街村試圖實現中國農民數千年來一直存有的“大同”之夢,而這個夢的設計者是村黨委書記王宏斌。為了這個夢,王宏斌把資源從村民手中收歸集體,把村民的思想和行為收歸“一統”,稱為“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 

  南街村的發展之路和絕大多數的村莊迥然不同。改革開放初始,全國上下紛紛“分田、讓權”,南街村卻反其道而行之。1986年的時候,南街村的村辦企業產值已經達到320萬元,這是王宏斌向村民許諾的基礎。1989年南街村企業產值達到2100萬元,其后的發展在外人看來匪夷所思,九十年代,圍繞著食品加工,南街村在終端產品的身后,建設了包裝、調料、面粉廠等等內循環產業,到2000年后南街村的固定資產突破了10多億。 

  去年初,一篇題為《紅色億元村神話破滅》的報道在各大媒體轉載,南街村再次陷入輿論的“漩渦”。隨著一代南街人的成長,南街村的經濟和政治生態開始在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鐵板一塊的南街開始風化,千篇一律的東西開始呈現出不同的色彩。王宏斌的同伴中,有的離開了南街,有的離開了人世。“這個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創造,最后是屬于傻子的。”南街村墻上刻著的這句話意味無窮。 

 

2000年5月參加全國勞模表彰大會時,與華西村黨委書記吳仁寶合影

 

  南街村,不知現在怎么樣了?!他們是否仍在做著自己想做的那些事? 

  華西村。曾經來過我集團的著名作家何建明寫了一篇報告文學,題目是《我們可以稱他為偉人》,說的就是華西村的領頭人吳仁寶。何建明這樣寫道:“誰敢夸口‘天下第一’?他敢!因為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他的村子一直走在中國農村發展的前列。近半個世紀里,多少與之同起并齊名的‘紅旗’或‘典型’,或倒下的倒下或消失的消失,有的像吹氣的泡泡。有的則如曇花一現,惟獨他和他的村子,旗幟依舊高高飄揚,而且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征程上,他的旗幟越舉越高,越來越鮮艷。” 

  華西村位于江蘇省江陰市區東,華士鎮西。40多年來,在吳仁寶老書記的帶領下,華西人發揚“艱苦奮斗,團結歸口,服務分配,實績到位”的華西精神,建設了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被國內外人士贊譽為 “天下第一村”! 

  上世紀70年代,華西村開了間小五金廠,從此沖破單一農業經濟,走上了農副工綜合發展之路。1995年,該村為中國鄉鎮企業最大經營規模第三名,最高利稅總額第一名。目前全村95%以上的勞動力投入了工業生產。村民收入來源有基本工資、超產增效獎金和公共福利。村里沒有一個暴發戶,也沒有一個貧困戶。在華西村,村民家家住300600平方米的別墅,有1000萬到1億的資產,有13輛小汽車。村里還建了塔群、隧道、龍西湖、橋文化、世界公園、農民公園以及百米金塔、千米長龍、萬米長廊、萬米長城等80多個旅游景點。 

  在華西村口,村黨委書記吳仁寶的語錄與時任總書記江澤民的語錄并排矗立,告誡干部們既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又要與人民群眾保持一致,勸說人們“家有黃金萬兩,一日不過三餐;住房獨占鰲頭,也只睡一個人的位置”。 

  上旺村。紹興南部山區,在連綿起伏的山巒間,有一個村子與一個人,曾經被推上中國的歷史舞臺,名揚天下,紅遍大江南北。這個村子與這個人,就是當年有名的“江南大寨”——紹興縣紅山公社上旺大隊,現今的紹興縣富盛鎮上旺村及時任村黨支部書記王金友。 

  還在我國億萬農民為溫飽問題困擾的歲月里,當年的上旺大隊黨支部以改造山河,建設家鄉的堅強決心,帶領全村群眾艱苦創業,在人均只有22厘水田的窮山溝里,興水利,造糧田,開荒坡,建茶園,育山林,辦工廠,使山鄉人民初步擺脫了貧困。上旺人艱苦奮斗的創業史,在浙江省曾經產生過廣泛的影響。誰能想象,當年華國鋒、紀登奎、陳慕華、陳永貴等到達上旺,86個國家的元首和領導人曾踏進上旺的土地。 

  遺憾的是,現今的上旺已基本找不到昔日的印記。記得我還在農村務農時,有句話叫“遠學大寨,近學上旺”,公社組織大隊干部有的赴山西大寨,我卻連參觀上旺也挨不上。今天真正走入上旺,全沒有媒體介紹的那種感覺,有些失望,連想在村子里吃頓飯都沒有做到。 

   (作者單位:富潤控股集團(浙江)董事局主席、黨委書記,諸暨市企業家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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